汶川大地震4周年 仅剩下1个灾后心理援助站

中科院心理所北川工作站的志愿者正在给当地小学生上心理健康课

今天，汶川大地震4周年纪念日。记者重访灾区，寻找仍在坚守的志愿者。

震后，大批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援助志愿者来到灾区，但大部分人匆匆离开，抽走受助者刚燃起的希望，带去二次伤害。心理援助一度令人望而生畏，甚至被妖魔化为一句口号“防火、防盗、防心理咨询师”。

4年后，受灾群众的累累心伤是否已痊愈？还有志愿者在坚守吗？

在北川仅存的志愿者组织——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川工作站，28岁的负责人方若蛟说：“我们需要做的太多；能做的却太少！愿意一起来做的人，也太少。以我绵薄之力，让人们多露出几个微笑，便很满足。”

幸存的学生心理异常脆弱

话题从灾区教师说起，他们面临重重压力。

幸存的学生，上课无心听讲，缺少学习动力，频频辍学。有些孩子听课时会抓紧课桌腿，稍有异响，便打算推桌逃跑。老师不忍心批评一句，教室一再失控，再加上众多同事遇难，工作量激增，教学质量受影响，他们疲惫不堪。

北川站建立之初，便计划从学校入手，培训心理健康骨干老师。“确保北川所有中小学至少配备一人。”方若蛟回忆，起初老师不愿报名，觉得心理课没意义。他们休息时间本来就少，工作又多。

“我们找教师进修学校合作，将培训计入进修学时，总算招到120人。”4年来，培训近30次，仍在持续。120名教师没有换过，接力棒渐渐传了出去。时至今日，北川还有1/3的校长不理解，认为心理辅导没必要。

培训地点大都不在北川。“这些教师只有完全脱离原来的生活环境，才可能先走出阴影。”方若蛟说，“当一些老师自己改变了，就会主动去感染同事和学生。”

另一个工作重心，也在学校。北川站选4所中小学，派专业心理老师，每周上一节心理健康示范课。“希望孩子们感受痛苦之余，也能体验快乐，帮他们挖掘生命中更多美好。”

示范课全程录像，视频分享给其他学校，扩大影响面。“但是我们能干预的人群，还是少之又少。4年来，一对一有效干预的不超过2000人。”

搬进新房难搬心里大石头

主动求助者很少，方若蛟与同事们便常常上门走访。

“我不隐瞒身份，也不主动询问痛苦往事，先尝试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，然后了解他的内心愿望，自愿敞开心扉。”方若蛟轻声说，“我们终究没有亲历灾难，无法真正体会他们的切肤之痛，至少可以去倾听，去陪伴。”

一位七旬老妇，震后两年仍否认老伴离世的现实，成天自责：“他本来不想去北川开会，都怨我，多催了几句。”志愿者陪老人聊天，开导她寻找新希望，比如对孙子未来的期待。“地震夺去多位亲人，幸存的很少来往，家散了。我们鼓励她，努力把全家重新聚在一起。”

4年来，心与心的交流，让不少人慢慢走出悲痛，然而，时间并不总能治愈创伤。

去年陆续搬进北川新县城，许多人的情绪骤然跌入低谷。与板房生活相比，多了水电煤开销，增了房贷压力，中青年大都外出打工，老弱妇孺成为留守主力。

搬进了新房，心结却没搬走。“回到空屋，少了亲人相伴，有人甚至会联想到，大房子是用至亲的生命换来的。”方若蛟补充说，“在板房里刚结识了共患难的新朋友，突然四散，也让人们倍感孤独，重新沉溺于痛苦回忆。”

他分析，一些负面情绪看似消失，其实只是压抑在心底。需要尽快消除陌生感，对新城市再次产生认同。“持续心理服务，反复疏导，是一场持久战。”

“心灵茶社”分担邻里伤痛

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调查表明，北川90%的家庭两代以内直系血亲有人遇难，30%的家庭整个家族遇难人数达两位数。震后产生的心理问题会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。

方若蛟在走访中发现，孤老、孤儿、孤残人员，失去孩子又无法再生育的父母，教师，政府官员，都属于高危群体，最需心理援助。

北川站所在的尔玛小区，5000多居民中有300多个母亲丧子。有些年龄适合，但由于心理原因，难怀孕或易流产。“有的无法再生育，便领养婴儿。可过了几年，牢骚越来越多，常想起遇难孩子的好，数落养子。”

如何重建这些人的信心与希望？志愿者听说当地人喜欢喝茶，便在永兴板房区开出“心灵茶社”，摆上桌椅，沏上好茶，吸引人们走出家门。围坐喝茶、闲聊，新邻居相互

熟悉，还能分担各自伤痛。刚开始上座率不高，两个月后，10张桌子不够用了，又添置5张。

四川人爱打麻将，志愿者就组织牌局、跳锅庄、比书画，举办多届卡拉OK大赛，既有80岁老人高歌《九一八》，也有9岁孩童低吟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

方若蛟坦言，高危人群中，对官员的心理干预最少。“因为他们太忙，很难长期跟踪。”

7个工作站如今只剩下1个

中科院心理所震后不久便介入灾区心理救援，2008年6月20日前，建成了北川、绵阳、德阳、绵竹、什邡等7个志愿者工作站。如今，只有北川站还撑着。

因资金等问题，其他站点陆续关停。2010年4月，江苏远东慈善基金会分3年捐助180万元，助北川站起死回生。明年4月20日，三年之约将到期。“如果没有后续资金，这个站也只能关闭，远程监控高危人群，无法采取干预措施。”

包括方若蛟在内，目前站内常驻5名志愿者全部单身，不满30岁，有心理学学科背景，无一专职，每月生活补贴不足2000元。热闹时，曾同时常驻10多人，其中一些学生陆续面临毕业。“去高校再招人，地震过去越久越难招，热情都冷了。”

4年间，北川站留下了2000多名志愿者的足迹。如潮来潮去，时间短的，不足一周。方若蛟分析，有些人一时冲动，很快被艰苦环境吓跑；有的上有老下有小，无奈离开；还有一些，真心想帮灾区，但空有理论知识，缺乏实际经验。曾有志愿者拿一张心理咨询师证书，去安慰受灾者，听了几句哭诉，自己便失声痛哭起来。

“我大学主修心理学，但毕竟不是专业心理治疗师。”2010年6月，方若蛟辞去济南一家报社的工作，来到北川。“震后3至5年，是心理援助成败关键期，急需志愿者和专家。但4年来，走了很多，来的却很少。”